殡仪馆的办事厅里，工作人员给董三白看备选的挽联模板，“勤勤恳恳，一世辛劳本色”、“辛劳一生鞠躬尽瘁”、“克勤节俭”……对方告诉她，百分之八九十的家属都会选择这些挽联。 2025年10月，董三白在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拍摄时，父亲已确认癌细胞转移，生命只剩3到6个月，他平静地告诉女儿他们之后可能面对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体将承受的疼痛，人会变得越来越瘦小……“我希望你不要过于悲痛，爸爸要走是正常的，你当我去旅行了。” 董三白回忆，那一段时间，父亲似乎并不在意她是否悲伤、能不能听得进去，只是冷静地讲述。“他希望我能通过这种方式，对他的死亡‘脱敏’。”她说。 此前，董三白的账号多是分享一些职业和日常生活，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形象。之后，她偶尔更新有关父亲的近况，但频率明显降低。 她觉得，这两句挽词比较符合父亲的个性，他的一生就是为了体验。父亲认为人可以吃苦，但吃苦本身并不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 “做自己，享受生活”，是父亲的人生信条，哪怕他确诊胰腺癌晚期后，依旧在追求生活的质量，冷静地为自己的生前身后考虑好了一切。父亲的爱也是沉默的、见诸行动的，它庇护着董三白的心灵，支撑着她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 父亲走后，董三白生了一场病。父亲生前，她昼夜陪伴，接着处理后事，精神处于高度紧绷状态……突然松懈下来，身体发出警告。“亲人走了，人确实是会生病的。”接受采访时，董三白喃喃地说。 即便父亲提前“预告”了自己的死亡，他的离世对董三白来说仍然太过突然——她回忆，10岁时，父母离婚，她就体会到了分别，那时候她跟着父亲。小学，她开始寄宿，明白自己和父亲迟早也会分开。长大后，她离开了家，工作很忙，和父亲见一次少一次。 采访中，董三白不愿流露出悲伤，她带着一种对自我价值观的笃定，叙述着和父亲的往事：在父亲的教导下，她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有着明确的边界感，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感受。父亲也是这样，对疾病有清晰的认知，且希望她尊重自己的意愿。 前一年的8月，父亲做了全身体检，包括癌细胞筛查。当时父亲一直低烧，前前后后查了一个月，确诊了血管炎，那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但那时父亲的病情还并不算严重。所以来年的2月接到医院电话时，我有些震惊。 我后来才知道，那一段时间，父亲拉肚子，去医院做检查，结果查出了胰腺癌晚期，三天后就做了手术。一直以来，他有什么事都自己扛，也是怕我担心。 我记得，接到电话后，来不及反应，我立即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了一下，打车去医院看父亲。在公司办理请假时，同事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胰腺癌很严重，你好好陪陪爸爸！” 离家之后，我和父亲见面较少，每年只在过年、中秋以及父亲生日时聚一聚。不过，平时我们线上沟通很多，聊天也很随意，像朋友一样交换近况。比如他会跟我说他最近又去哪钓鱼，烧了什么菜，或是看到了什么稀奇的东西。 去医院的路上，我反复思索父亲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爷爷奶奶那边没有一个人患癌症，父亲排行老五，他的哥哥姐姐已七八十岁，全都身体健康，为什么67岁的父亲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胰腺癌中晚期只有约20%的人可以做手术，能做手术，意味着有更长的生存期。父亲的手术结束后，主刀医生也对我说“手术做得很顺利”。所以最初做完手术后，父亲状态不错，我总有一种错觉，觉得父亲会活下去。医生是鼓励型的，和我说“没关系”，让父亲接着放疗、化疗。 但几次化疗下来，他明显虚弱了，被迫接受我的帮助。我记得，去年5月的某天，父亲在等待化疗时，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睡着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无法控制地显露出疲倦。 那段日子，除了陪父亲化疗、放疗，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也在思考人生去向：是否还要继续工作，不工作以后干嘛。我后来想，即便没有遇到父亲生病的事，我大概率也不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下去，因为我已很难通过工作获得新鲜感了。 我当时在一家全球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咨询公司担任经理，那是我跳槽了三家公司、一步步爬到的位置。整个团队的氛围、业绩都很好，不同层级的领导都对我赏识有加，一切蒸蒸日上。 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赢”的感觉，每次从对手那里抢下客户，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我一直觉得，这种公司间的PK就像在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如果你不爱足球，看见22个人在场上抢一个球，会觉得有点愚蠢；但如果你身处其中，迷恋战术、攻防的转换，会懂得那种真实的快感。 以前，我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紧急事务。自从父亲生病后，一切都变了，那些原本觉得非做不可、必须争分夺秒去完成的事情，突然间像是被“消音”了，变成了模糊的背景。 我的工作需要极强的主动性，比如一些客户明年的合同到期，我需要今年约对方喝咖啡、开会、分享行情……不断地去推动进度。但每次想到父亲生病，我不知道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甚至心中会生出一种荒诞感。 曾经，这份工作完美契合我对自我成长的全部想象：一个收入颇丰、独当一面的精英女性。我为它付出了十几年的努力，但当面对家人的生死时，我才发现这一切并没有那么重要，以前那些“自以为是”的成长、热衷追求的“赢”……远不如直面生命本身带来的冲击更深刻。 父亲不愿承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想要维持一种正常的生活。后来报丧时，我翻看父亲的手机，才发现他曾用DeepSeek搜索了很多相关药物的原理，甚至还去看了不少国外的医疗网站，找关于癌症的论文。他见过朋友得这个病，对自己的病情有很清晰的认知。 父亲一直是这样，他做好了的决定，除非你有一个更好的方案，不然你很难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家成员之间一直是彼此独立，互相尊重，在这件事情上也一样。我们遵从父亲的意见，此后没有再做任何针对癌症的治疗。 这是父亲生病后，第一次向我提及死亡，但这在我家并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如果以后自己得了什么病，他不想要插管、抢救。他一直觉得活的时间长短无所谓，活的时候能酣畅地活着，最好死要死得痛快一点。 即便如此，我当时看着眼前患病的父亲，觉得他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觉得他说的话像是在开玩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那段时间，我一去探望父亲，他就跟我说病的进程，不管我愿不愿意听。我记得，那时我一边听，一边哭。父亲平静地安慰我，让我不要难受，说这个病就是这样子的，人迟早会死。他是一个主意很大的人，很多治病的决定，他甚至不是和我商量，而是直接通知我。 在护理院，我陪他度过了相对平稳又快乐的一段时间。其实早在去年2月份，我就想把他接到护理院，那里离我家近，饮食更好，但一个月的住院费要3万多，父亲当时觉得太贵，不舍得我花这个钱。 住进护理院后，我几乎每天吃完中饭，就从家里带几个父亲喜欢的菜给他加餐。那段时间，父亲还会偷偷抽烟，我有时会说他几句，但并没有禁止。我陪他去露台聊天、晒太阳，看着他抽烟，有时两个人静静地呆坐着。我每天陪他三四个小时，等到吃晚饭。 那一段时间，父亲经常讲到我小的时候，他对我要求过高，太过严厉，甚至可能伤害到我，他后来因此后悔不已。不过，他并不乐于表达这些，那还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关于此事的“道歉”。我其实早就原谅他了，虽然这些事曾给小时候的我留下很多伤痕。 有一天，护士长还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父亲偶尔会半夜偷溜出去撸串、喝啤酒。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父亲，我没有说一句责怪的话，他就是这样，不守规则，什么都无所谓。但他已经这样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难道我还要责备他？什么都禁止他做吗？他还能喝几次酒？撸几次串呢？ 以前，父亲还坚持自己做饭，到了护理院，他什么都不用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亲有一次跟我说：“这样的日子好过。”我语气轻松地回他：“有本事，你就待个两三年！”父亲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 陪他的那段日子，我跟父亲开玩笑说：“你这辈子活得不亏，虽然才六十多岁，但已经退休二十几年，你又抽烟、喝酒，得这个病也不冤……”当时说这些话，是为了调节气氛，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安慰。 先是出现腹水和胸水，接着无法独立行走，只能坐轮椅。再后来，他几乎不能进食，每天靠营养液维持，身体机能下降，导致无法正常排尿，输进去的营养液变成了胸水和腹水，又带走了更多养分。而因疑似肠梗阻，他连水和水果都不能吃。 身体的不适让父亲脾气变得古怪。在护理院里，主要是护工照料他，我更多是陪他聊聊天，或者陪他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有时他看见我坐在那里，会突然冷冷地对我说：“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可以回去了，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我觉得很委屈，很快又能理解他：父亲喜欢一个人待着，而且他不希望我太疲倦和压抑。但我觉得自己不陪他，会留下遗憾。所以，每次都会继续坐在那里，等他心情好些时再陪他聊天。 即便如此，我还是期待着奇迹，希望父亲重新变得“活蹦乱跳”，不相信他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哪怕是经历了整个过程，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人的生上进程是正向的、渐进的，小孩一天天学会说话、走路……但父亲是反向的，前一天，他还能坐起来，后一天，他就坐不住了。 护理院已经不再能很好地处理父亲的症状了。2025年12月，我们把父亲转进了一家三级私立医院，进入了那里的一间安宁病房，住在里面的基本都是临终病人。这是他去年2月份查出病时就看好的地方 。 父亲告诉我，他有可能昏迷，所以提前把能交代给我的都交代了，包括不要给他盖厚被子，因为他胸腔有积液，要让他侧睡，会舒服一点。 从入院到今年2月份，父亲基本都没有吃东西，也几乎没怎么喝水，因为他肠梗阻，喝一口水就要吐几口胆汁，而且拉不出来。他肺部有积水，只要醒过来，就感觉像是溺水一样，需要大口大口喘气，直到他睡着。 最后两个礼拜，我开始陪夜，每天看到他身体的变化很明显。比如有一天，他只是盖了两个小时的被子，我翻开被子，看到他的腿像是突然萎缩了，只剩一层皮贴着骨头。 最后，他的屁股瘦得只有骨头了。每次，我无法一个人帮我父亲翻身，必须有一个人帮他在屁股下面垫一个枕头，另一个人同时帮他翻身。他不能平躺，要侧靠在床上，而侧靠床上容易滑下来，所以就需要不停地把他扶起来。 他每天都是睁着眼睛，我不知道他是睡着，还是醒了。他每个小时要喝两次水，而且只能喝冰水，我不停地去楼下便利店买冰块。 我尽可能给予他最好的姑息方案，所有用药和治疗也是经过他本人的同意。除了止痛，还有营养支持、对症护理的药物，来减轻他的痛苦。 我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看着他痛苦地坚持着，这对于我来说也很痛苦，我觉得他这样活得太辛苦了。很多癌症病人家属都这样，既希望病人活得久，又希望他不受罪。 我没有心思去想父亲能不能撑到过年。那一段时间，我高强度地照顾父亲，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睡眠不足导致的虚幻感让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甚至连走楼梯我都感觉脚步虚浮，下一步很可能就要摔倒了。 走的当天，他一直在呻吟，我问他是不是痛，他点点头。我问他要不要打一支吗啡，他又点点头。但打完吗啡后，他还是在呻吟，好像还想要再打。我跟他说不能再打了，他就这样呻吟了一整天。 医生用灯照父亲的眼睛，说看到他瞳孔有点散，并告诉我一直陪着，千万不要再走开了。我看到父亲有一个眼睛眼神有光，叫了他一声：“爸爸”。他像是理睬了我一下，接着眼神很迷茫，盯着一个地方看，没有了反应，但眼睛一直睁着。 入院的第一天，医院要签二十来个文件，包括放弃ICU抢救的知情同意书等。之前父亲就跟我说“不要插管，不要做抢救”，因为抢救对他这样的癌症病人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答应了。 医生说，人走的时候，听觉是最后消失的。父亲临走前，我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流眼泪，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于是，我就照着网上看来的语句跟他说：“如果看到光，就跟着光去，不要害怕……” 我感到他的手慢慢变冷，我用手去摸他的脉搏，一开始有脉搏，但慢慢手腕的脉搏也没有了。我又摸他脖子上的大动脉，一点一点在变弱。到凌晨3点多，完全没有脉搏了。 父亲每天忙于工作，一日三餐却很细致，饭桌上总是会有特别的中式和日式融合的味道，有时不知道吃什么，我总会想吃一碗父亲包的荠菜馄饨。 我从小学开始上寄宿，每次回家总能吃到父亲做的上海家常菜。每到春季，必须要吃腌笃鲜，父亲会去菜市场挑好笋、鲜肉、腌肉、鸡……一样样码好。父亲对于做菜，有一种匠人精神。 服装公司开办的第10年，父亲觉得财务自由了，就卖掉了自己的股份，退休享受起自己的人生来。对他来说，财务自由不需要很多钱，满足正常的生活所需就足够了，他平时喜欢旅游、拍照、钓鱼。 其间我更新了好几条vlog。后来，账号有了热度，出现了一些质疑声，说我没良心，父亲生病了，还出去玩。父亲看了这些内容，让我不要在意这些声音，说他希望我过好每一天。我也没有受到影响，一直坚持着记录的习惯，经常拍视频、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今年33岁，没有结婚生子。父亲从小教育我要靠自己、做自己，结婚生子顺其自然，千万不要委屈自己，这样才不枉一生。他希望我能在社会上立足，有能力养活自己，活好自己的人生。 患病后，父亲对我说，对死亡的恐惧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恐惧死亡倒不如说是恐惧这个过程，他觉得这很正常。他甚至还安慰我，希望我到时不要过于悲痛。“你当我去旅行了，我会回来的。” 他跟我说时，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发在社交平台。拍摄这段视频的时候，我跟他探讨这件事，他觉得中国人对死亡教育太避讳，如果大家因为他关注到了死亡教育，或者跟家里人有一场类似的对话，他会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家庭里，亲人离世后，家属会陷入漫长的复盘：当初是不是不该放弃插管？是不是该换一家医院？是不是我选错了方案才让他走得那么痛苦？ 父亲走完最后一段历程后，很多人在社交平台给我留言，有各种疑惑、纠结与后悔。对于我来说，父亲的治疗方案基本都是他自己决定的，我们始终尊重他，所以没有陷入那种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愧疚中。 我基本是照着他的交代，一件一件地处理他的生前身后事，除了他给我的自己的遗照。因为我觉得照片里的他太年轻了，有些不合适，便请了摄影师上门给他重拍了一张，同时又顺带拍了一组我们的写真，以作留念。 在护理院的阳台，父亲跟我聊天时，常会提起他在国外的生活，那时的他年轻、生机勃勃，喝到冰镇的札幌啤酒，至今让他回味。 甚至临走前半个月，他提出还想再喝一口，但因为身体的原因，他觉得啤酒不够冰，不似从前的味道。父亲的葬礼和头七，我也用这种啤酒敬酒。 父亲喜欢水仙，我小的时候，他每年冬天都会在家里养水仙，把它放在阳台，气温越低，开得越久，家里会长时间地弥漫着水仙淡淡的香气。 其间，我朋友知道父亲从前养水仙花，来医院看望时带了一盆水仙。我把它养在医院一个没人去的空房间。我记得，父亲走的那几天，那盆水仙正好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