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厚重如砖头一样的“大哥大”日常还不多见，但是一个比火柴盒大一点，会发出“嘀嘀嘀嘀”声响的小玩意儿，却别在了许多人的腰间，它叫“寻呼机”，大家伙儿更喜欢称之为“BP机”。 戴着它的人都很神气，走在街头巷尾，手会下意识地去腰间摸一摸。嘀嘀声响起，所有人都会低头查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的机器发出的声响。被呼叫的那个人，自腰间拔下BP机，接下来的动作是飞快地寻找公用电话，照机器上显示的号码进行联系。BP机的另一头，有来自亲人的惦念，来自朋友的召唤，还有生意上的业务往来。 寻呼台就这样应运而生。当年，大大小小的寻呼台如雨后的春笋，寻呼台的话务员就成了和客户连接最紧密的人。但为了赋予这个新兴职业的精致度，或许也是为了和沿海甚至国际接轨，社会上的统称是：寻呼小姐。 20岁生日的那天早上，我给临时工作的单位领导请了假，握着前两天报纸的一角，上面“无线寻呼台招聘启事”这几个字很是醒目。到了现场，才发现大厅里人满为患，应聘的队伍已经排到了门外的小马路上，以年轻姑娘居多。彼时，我业余参加自学考试，除了年轻，除了对上大学的渴望，除了对现下工作的迷茫困惑，除了对未知未来的一腔孤勇，我一无所有，连应聘文员、文秘，都缺少大专文凭这块敲门砖。当时想着，在寻呼台我或许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铁打的寻呼台流水的话务员，有仅仅干几天就离职的，也有撑到两三个月的。因为对她们没来得及有更深入的接触，至今我也无法判断她们对自己的职业是否有一定规划。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审视，我自己也是缺乏的，或者只是盲目地在寻找一个能实现体面“上班”这一目的的工作而已，并且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过于心浮气躁。 入职后，按现在的话说，文静不多言的我属于很“卷”的那一类型员工，尤其在业务熟练以后，数字对应的那些姓氏地点术语能倒背如流，每月的话务条数也必须做到名列前茅。不卑不亢的态度，外冷内热的心性，令我收获了三位同龄女孩的纯真友谊。那时，《流星花园》“F4”尚未横空出世，而刘星、丹丹、徐非和我，却成为了无线的“F4”。 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那些共通的隐秘伤痛，令我们彼此怜惜。温柔得像水做的刘星，高中毕业后就早早步入社会工作，用不多的薪水供弟弟读书，只为不惹偏心的父母生气。而大大咧咧的徐非，看似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外表下，其实急于隐藏的是不安的心，她想学会计电算化，想学服装缝纫，想学未来能够立足于社会的技能，但总敌不过父母安排的一场接一场的相亲——嫁个好人家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来自綦江的丹丹，寄居在城里姨妈家，在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过日子的生活，令敏感的她如履薄冰。 “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适配所有的那些相同或是不同的家庭问题。但恰恰，那本摊开的书，写满的失落、失望、不甘、无奈的字句，才是一把把扎心的匕首——我们四个抱成一团，只为抵御那些轻寒。 再说回我自己，经过两年的自考苦读，我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每一个休息日我都辗转于人才招聘市场，向一家家企业的HR递上我的个人简历。终于有一家广告公司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职位是行政秘书，也算实现了姐妹们的愿望：坐进办公室。我的这段苦学经历，一度在寻呼台传为佳话，姐妹们从我的身上，仿佛望见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梦境照进现实。我离职以后，另外三个好朋友，也陆续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寻呼台，奔向各自未知的明天。再后来的故事，当然是更便捷通讯的手机渐渐取代了BP机，辉煌一时的寻呼台也一步步走向没落，直至销声匿迹。我们“无线F4”也在各自的人生轨迹里，在摸爬滚打的生活变化中，慢慢失去了交集。 当年20岁的我们，没有象牙塔里的意气风发，没有青青校园里的裙裾飞扬，没有操场里的挥汗如雨，没有图书馆里的挑灯夜读，也没有阶梯教室里的听君一席话，更没有寝室里对美好未来畅想的粉红泡泡。我们的青春，过早地与社会、与生存搅裹在了一起。在那条青春的道路上，坑洼多过鲜花，我们曾踟蹰犹疑，也曾彷徨无措，我们痛哭着、也苦笑着，跌跌撞撞地前行。 五月的雨季里，我将沈庆的校园民谣《青春》的音量调到最大声：“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在忧郁的歌声中，我异常想念陪我走过两年最青春岁月的那些“寻呼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