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访华前夕，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及中国问题专家瑞·达利欧（Ray Dalio）于5月7日在社交媒体X发帖，表达了他对中西方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看法，为观察中美乃至中西方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 达利欧在贴文中说：人们经常追问“中国赢了，还是西方赢了？”，但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方向。更有价值的问题应当是：不同的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在演讲中，他指出西方对中国治理模式存在误解，中西方思维模式有很大差别。西方多为个人主义社会，强调个人至上；而中国的核心观念可浓缩为“和合”二字，主张强者应如对待家人般包容弱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秩序观与相处之道。 达利欧在演讲中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是相同的。人们在理解其他国家时，往往会陷入一种“以己度人”的思维惯性——习惯用自身的价值观和历史经验去判断他者，并假设对方的思维方式与自己相似。达利欧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4年。自那以后，他多次来华，亲历了中国从贫困到崛起的历程，并在多个领域参与助力中国发展。基于数十年观察，他认为，要理解中国需要了解三个方面的相关知识：朝贡体系、儒家文化以及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这三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而贯穿其中的核心要义为“和合”二字。 达利欧进一步解释到，传统中国文化视天下为一个由中央统筹的大家庭，中文“国家”一词本身即蕴含“国”与“家”的双重涵义。历史上，中国社会治理自上而下展开，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照。朝贡体系本质上与儒家思想相通，是一种等级化的和谐秩序：权力界定层级，各安其位，强者以“家人”之道对待弱者，而非以丛林法则恃强凌弱。达利欧强调，这一体系并非旨在控制“其他家庭”，而是以一种类似邻里相处的方式来处理彼此关系。“其他家庭”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保持秩序感的前提下，互相开展贸易等交往。 达利欧认为，了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1840—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助于理解中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段列强入侵、主权沦丧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权力的丢失。在达利欧眼中，当下的中国并非是一个崛起大国，而是一个复兴大国，一个回归强盛的大国。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时隔9年之后，再次率团踏上了中国土地。这是一次美方期待已久的访问，也被全球多家媒体形容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英国广播公司直言，“多年过去了，特朗普再次访华时，看到的是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纽约时报》也指出，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再仰视美国”。 而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看来，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则标志着两国关系将开启一段“可控的稳定期”。 美国总统 特朗普：现在，我提议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干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友谊。再次感谢大家，这段旅程真是太棒了，谢谢习近平主席。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心伯：我特别注意到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跟习主席说话。他还带来了一个影集，在那里一页一页翻开给习主席看，来给习主席讲。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心伯：压轴的就是《Y.M.C.A.》。音乐一响起来，美国人整个一下子兴奋起来了，都是拿着手机在自拍，然后就模仿特朗普经典动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刁大明：实际上是在去年6月5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他就表达了非常急切的访华意愿。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食品杂货价格创下自2022年8月以来最大月度涨幅，通货膨胀率也创下3年来最高年度涨幅，加剧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苏拉布·古普塔：归根结底，各国都不应凭主观预判行事。要对世界，对所谓竞争对手保有谦逊之心。你会发现，对手未必是敌人。那些你想打压遏制的国家，反而能开展互利共赢的深度合作。 可以说，此次随行商贸代表团堪称“美国商业全明星”，17位顶级企业掌门人，掌控着总市值跨越16万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几乎搬来了美国的“半个家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刁大明：这些高科技企业的高管来，很显然，事实上就说明以往美国某些人希望（对华）“脱钩”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他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希望跟中国相关企业进行交流，甚至可能共同制定一些规则。 美国总统 特朗普：我们邀请了全球前30的企业，每一家都愿意来。但我不要二把手或三把手，只要一把手来。今天，他们都来了，向您及中国表示敬意，也期待能够展开贸易和商业合作。 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 黄仁勋：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苏拉布·古普塔：中国从不执着于非要当世界第一，它历史上早已到达过那个位置。经历过一切后，事实上，中国今天的发展并非为了向谁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成为第一，而是为了履行自身发展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创造了巨大的全球机遇。刻意遏制中国发展，最终只会得不偿失。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一味想通过竞争打压中国，甚至削弱中国，最终反而会伤害自己。 《明镜》周刊直言，在与西方的系统性竞争中，中国拥有了更好的技术和战略。而这种实力的变化，正在让昔日的挑刺者们，慢慢变得“口服心服”。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心伯：在“大国竞争”“战略竞争”引导下，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整个中美关系麻烦不断，冲突不断，甚至跌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 彼得·库兹尼克：中国是新多极化格局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与金砖国家深度合作，与上合组织、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密切，与非洲联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地参与建设，和平地进行建设。而美国现在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心伯：特朗普又来了，但是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中美博弈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这9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仅没有被撼动，反而在向“世界创新工厂”跃升。更关键的是，中国在稀土等关键资源上的反制，直击美国高科技财产软肋。 美国前驻华大使 骆家辉：美国非常需要稀土等关键矿产，这些矿产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美国需要这些矿产来制造战斗机、巡航导弹、爱国者导弹和卫星。 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 彼得·库兹尼克：中国增长和发展的曲线比美国的曲线要快得多。英国的曲线是这样的，美国的曲线是这样的，而中国的曲线是这样的。中国的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本应视之为伟大的成就并从中学习。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心伯：首先一点就是要稳定，要稳住中美关系。第二，稳定是要有战略性的，中美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开展合作。这样才能够让稳定可持续。 美国国务卿 鲁比奥：中方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也同意的，即我们之间的关系应保持战略稳定，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也要确保建立战略稳定机制，以免出现可能导致更大冲突的误解。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苏拉布·古普塔：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此的解读极具智慧，他很早就提出不应把中美关系简单定义为“强国关系”，而应定位为“大国关系”。这一定位本身就弱化了“修昔底德陷阱”中，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的固有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刁大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实际上，应该说，这是对2017年以来美国展开的对华战略竞争的方向明确的否认。不是战略竞争，是战略稳定。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也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心伯：天坛的建筑设计，它也体现了“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理念。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地方散步交谈，我觉得要传递的信息就是，大国的领导人还是要有天下观，要胸怀世界，要为世界办大事、办好事。 1971年，基辛格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首次访华时就参观了天坛，后来又多次故地重游，还曾在天坛留言簿写下这样一句话：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苏拉布·古普塔：尼克松、毛泽东与基辛格曾为中美关系建立了一种稳定而富有成效的模式。如今，轮到这一代外交家与政治家去构建下一阶段的战略框架。一个稳定、务实、坦诚、建设性并且合作共赢的框架，既造福两国也惠及全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刁大明：如果更多的各界人士通过中美稳定意识到，这种稳定对两国都有利，对美国有利的话，很显然后续就会有更多人支持整体的、总体的稳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刁大明：我们把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的作用形容为是“定盘星”。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每次元首外交都能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把握一个比较明确的总体方向。 美国学者 安东尼·莫雷蒂：美国主导世界，成为全球唯一大国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个时代不会再回来了。美国现在需要在叙事上和行动上都向前迈进，表明中国是我们的全球伙伴。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苏拉布·古普塔：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完美表述，就像把中美关系中的毒药清除，让中美之间找到共同利益点并相向而行，携手向前。 5月6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美共同的敌人》的文章，提出：“中美最重要最紧迫的共同威胁就是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心伯：我们知道基辛格老先生在他的晚年，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带来的挑战不亚于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挑战。 而弗里德曼认为，面对不断扩散的失序风险，如果中美无法在竞争的同时开展合作、应对日益增多的挑战，这种风险或将动摇全球稳定。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苏拉布·古普塔：就拿美国人工智能财产来说，大量中国人才是其核心支撑力量。科技生态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坐拥优质人才资源理应善加利用，强行割裂科技合作，最终只会损害自身利益。我始终建议美方接纳中国的崛起。 美国财政部长 贝森特：这两个人工智能超等大国即将开始对话。我们将制定一项协议，探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的最佳实践，以确保非国家行为体不会获得这些模型。 可以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标志着中美向着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又迈出关键一步。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持久主义；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赢。 美国前副国务卿 罗伯特·霍马茨：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的表述确实是非常有建设性的。美中之间要处理好在许多领域都会存在的良性竞争，但同时也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合作相处的模式，管控好分歧，坦率地建立互信。 美国马里兰州学生 伊恩·哈珀：这里的竞技氛围轻松愉快，我在这里能和同龄伙伴一起打球，并且很容易就交到了新朋友，这感觉非常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刁大明：其实中美关系稳定本身对于世界来说，就是个稳定的信号。中美关系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提供稳定的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中美关系破冰的关键推动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表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理解。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并非一句口号，更应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切实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指引新方向，更为世界未来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