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3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约六个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知情人士称，拟议关税可能涵盖大型电池、铸铁及铁制配件、塑料管道、工业化学品以及电网和电信设备等行业。这些新关税将独立于近期宣布的全球15%关税措施单独实施。 美国最高法院日前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裁决公布当天，美国白宫网站发布一项经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确认终止实施此前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推出的相关关税措施。 法庭记录显示，美国已经有跨越1000家企业加入法律诉讼，要求政府返还已缴纳的关税。参与起诉的包括开市客、锐步等大型企业。 当地时间2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被主持人达娜·巴什追问着一个看似直接、却难以直接回答的问题：既然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大范围“紧急关税”缺乏授权，那么此前收上来的巨额关税款，退不退、怎么退？ 虽然最高法院把“能不能征”这件事说清了，但对“怎么还钱”却并未明示，这也使得该问题成了目前华盛顿和华尔街都最敏感也最关注的焦点。 贝森特当天在CNN接受采访时强调两点：第一，最高法院对总统依据IEEPA征收关税的权力做了“非常狭义”的解读，但并没有涉及退款问题；第二，案件已发回下级法院，因此退款“不是政府决定，而是由下级法院决定”。 如果只看字面，这两句话都有一定真实性，但若看整体效果，却更像是一场有技巧的责任转移。 首先看贝森特“说对”的部分。贝森特反复强调，最高法院这次并没有就“退款怎么操作”给出具体方案，退款问题将更多落到下级法院与执行部门的后续程序中。这一点在法律逻辑上确实站得住。因为最高法院的确只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总统能否依据IEEPA加征如此大范围、高税率的关税？答案是否定的。但判决并没有写明“财政部必须在某一限期内退还多少亿美元”，也没有设计任何具体退款流程，因此，贝森特在这点上并没有说错。 但问题在于，贝森特把“没有谈退款细则”包装成“最高法院没有真正触及核心、只是狭义解读、还要等下级法院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个“太极”就打大了。首先，这种说法容易让观众误以为：最高法院只是把球踢回去，IEEPA关税的合法性还悬而未决。但实际上，最高法院把结论写得非常明确：IEEPA不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其次，判决虽然把退款问题交给了下级法院，但执行退款的主体一定是海关、财政部等行政机关，法院最多是下命令、定原则，而不可能替政府打款做账。最后，在司法实践中，行政部门完全可以主动制定退款方案、与企业和解，或者相反，通过程序战术实现拖延或上诉，把账拖个几年，这些选择都是真实存在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法院说了算、政府只能被动听令。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回避点”：贝森特在镜头前把退款说成“不是关键问题”，这其实是在把政治风险与财政风险同时后推。因为一旦承认“应该退”，接下来就会面临三个更尖锐的问题：退给谁？退多少（含不含利息）？退款的钱从哪里出？这些都不是一句“等法院”就可以遮过去的。当天，多家媒体引述贝森特接受采访时的表述，称“退款由下级法院处理”，这与其说是法律判断，不如说是政治姿态，即在不承诺的前提下，把主动权留给时间。 其实，贝森特几天前在另一场采访中，就已经把大规模退款称为“终极企业福利”，暗示了不愿意退钱的政策立场。今天又用“法院决定”来回应媒体追问，很难不被解读为一种刻意淡化行政责任、同时对企业和国会施压的政治话术。对市场和企业而言，这种态度传递出的信号是：退款在法律上有机会，但在政治上很不受欢迎，短期内不要指望财政部主动打开钱包。 舆论普遍关注，需要退款的金额究竟是多少？采访贝森特时，CNN主持人巴什提到约为1340亿美元，虽然贝森特没有回应，但该数据的来源核心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公布的截至2025年12月中旬的关税征收数据，被媒体与研究机构整理后，目前被广泛引用。不过，宾大沃顿预算模型等研究机构按税则编码、产品与国家维度建模外推认为，若把后续时间段与调整因素一并计入，潜在退款金额可能跨越1750亿美元。也就是说，1330亿更像已确认进账的阶段性金额，1750亿更像可能被追索的更宽口径风险上限。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根据宾大沃顿商的模型测算，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向进口商支付高达1750亿美元的退税 一方面，白宫已经签署行政令，要求各机构尽快终止依据IEEPA征收的额外从价税，并推动《协调关税税则表》的相应修改；但同一份行政令也写得很清楚：仅终止IEEPA加征部分，并不影响232、301等其他法律依据来源的关税。换句话说，停止继续征收与返还既往征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前者白宫能下令，后者则大概率要靠索赔与诉讼方能打出结果。 另一方面，之所以这两天多家企业密集起诉，是因为退款在实操上高度依赖“程序窗口”。业内人士都了解，进口货物一旦清算（liquidation）完成，进口商通常只有一定期限提出抗议并申请退还。宾大沃顿的预算模型就提到，一般情形下，进口商在清算后约180天内可向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提出抗议并请求退款。与此同时，进口商在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款，也存在时间窗口，并且案件量可能继续飙升。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公司宁可先把案子立上，不是为拿到退款，而是为了先把资格和顺位锁住。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变量：为防止大批案件淹没法院，国际贸易法院很可能采取“样板案+批量适用”的模式，先选几个代表性案件，把资格认定、金额计算、利息处理等技术问题讲清楚，然后再要求海关参照此模板，对其他类似进口商统一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法院负责画红线、定规则，行政部门负责设计具体流程和系统，双方互动决定了退款节奏和覆盖范围。 这场围绕IEEPA关税的“退税大战”，法律角度看，是最高法院把税收权拉回国会和专门贸易法院；财政角度看，是企业与财政部围绕上千亿美元现金流展开的拉锯；政治角度看，则是特朗普团队在不情愿认输的前提下，通过话术和新关税，把法律挫败包装成对内继续强硬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贝森特“这不是关键问题”的回答，恰恰暴露了关键所在：关税退不退，已经成为这届美国政府最不愿正面回答、但又绕不开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