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不到两周，4月27日，Elon Musk（埃隆·马斯克），和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山姆·奥特曼）将共同踏入联邦法院的大门。自2018年2月那场充斥着指责与冰冷的决裂以来，这两个曾经并肩定义“AI理想主义”的人，将面临着十二位陪审员来判定：它究竟是神圣的契约，还是一张过期作废的空头支票？ 这场诉讼被称为“硅谷最昂贵的离婚案”。而就在2周前，Elon Musk刚刚修改了自己的诉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此前要求的天价赔偿。他的律师说，Elon Musk没有为自己寻求一分钱——他只想把Sam Altman从OpenAI非营利基金会的董事席位上赶下去，并撤消那场他称之为“背叛”的营利化转型。 OpenAI的回应是一篇措辞激烈的檄文，将Elon Musk的诉讼称为“一场由自负、嫉妒和对拖慢竞争对手的渴望驱动的骚扰活动”——一次赤裸裸的“偷袭”。 2015年12月，旧金山的一场饭局。一群硅谷最有权力的人担心谷歌会垄断AI，决定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实验室。取名OpenAI。创始章程中写道：开源，非营利，造福全人类。 2015年11月，Elon Musk在一封内部邮件里写下了他的预言：“OpenAI的结构不是最佳选择……最好是拥有一个标准的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个平行的非营利组织。” 那一年，OpenAI的工程师们撞上了一堵墙：AI研究需要海量的算力。根据他们当时的估算，要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购买硬件设备。对于一个靠捐款续命的非营利机构来说，这数字大得像天文单位。 彭博法律后来披露了法官裁定中的一段关键证据。2017年9月，OpenAI联合创始人兼总裁Greg Brockman在一份私人笔记中写道：“OpenAI很难保持非营利……我们正在考虑成为一家B型公司。” Elon Musk的方案简单粗暴：他应该获得多数股权、控制董事会，亲自担任CEO。他甚至建议把OpenAI直接并入特斯拉。2018年2月，他在一封邮件里说得毫不掩饰：OpenAI的唯一出路，就是让特斯拉买下它。 一个很少有人提到的背景是：在2017年的这些博弈中，Sam Altman本人的重心其实并不完全在OpenAI身上。那一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Y Combinator的总裁，这是他28岁时接任的职位。当时Y Combinator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创业孵化器之一，孵化了Airbnb、Dropbox等一批明星公司。 Sam Altman的时间和精力被分散在两件事之间：一边是OpenAI的非营利使命和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另一边是管理一家创业孵化器的日常事务。这也是为什么在2017年的OpenAI内部讨论中，出面与Elon Musk博弈的往往是OpenAI联合创始人兼总裁Greg Brockman（格雷格·布罗克曼）而非Sam Altman本人。 而在硅谷的另一头，谷歌正在把OpenAI远远甩在身后。那一年，DeepMind推出了AlphaGo Zero，以100:0的比分碾压了战胜柯洁的旧版AlphaGo。同一年，一篇名叫《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论文悄然发布，后来成为ChatGPT的底层基石。 他离开时，不仅带走了他的钱，还带走了一个无人能解的悖论——他预见了非营利的死亡，提出了一个被拒绝的拯救方案，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预言，以一种他再也无法掌控的方式，变成了现实。 2025年10月，OpenAI完成资本重组，正式转型为“B型公司”，——正式戴上了那副“公益枷锁”。重组后，微软持股约27%，OpenAI基金会持股26%，员工和投资者分享剩下的47%。基金会名义上握着治理权，但在资本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下，这副枷锁到底是铁打的，还是纸糊的，早已不言自明。 法官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一个对Elon Musk有利的裁定。她拒绝了OpenAI和微软要求的撤诉，认为存在“大量证据”支持Elon Musk的指控。法官认为，Elon Musk的捐赠有两个基本条件：开源和非营利——这些条件与OpenAI的宪章一致。如果拒绝Elon Musk起诉，将大大削弱慈善信托的执行范围。 这恰恰是OpenAI反击的利刃。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出示证据：2017年，Elon Musk自己就支持OpenAI营利化，甚至为此成立了一家平行的营利公司。你当年想要控制权，没拿到，走了；现在别人搞成了，你却说这是背叛——你到底是什么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