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近年历程，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经历了从被资本追捧到回归商业本位的深刻转变。曾经高歌猛进的行业叙事，如今直面着更为复杂的挑战：全球经济的波动性持续加剧，市场对短期盈利能力的关注不断升温，ESG投资回报受到更严苛的审视；监管框架尚在完善，“漂绿”争议仍频，动摇着部分投资者的信心。在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议题交织的背景下，ESG的推行路径也需在现实约束与理想目标之间重新权衡。 然而，这股寒意并非意味着行业的衰退，恰恰相反，它标志着ESG终于摆脱了早期的“概念炒作期”，历经泡沫破裂的阵痛，正式步入强调实质与标准的“深水区”。热度或许稍减，但方向却更加清晰——一个更理性、更注重可衡量成效与持久价值的ESG阶段，正在我们眼前展开。 恰逢虎嗅2025可持续品牌典范榜单评选收官，站在2025年年底，我们与本次榜单的两位评委（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前董事、中国管理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吕建中，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施涵）聊了聊ESG当下的现状及发展，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理论层面，ESG正经历一场深刻重构：其本质从以往常被误读的规范性道德义务——即企业“在赚钱之余要体面”，转向“非财务风险的财务化”。学界与业界现已形成共识：ESG的核心不再仅是追求道德高地，而是履行对投资者与社会的信托责任。在极端气候常态化、供应链地缘政治风险攀升的背景下，ESG能力已成为衡量企业反脆弱性和持久生存能力的关键指标。 与此同时，ESG在实践层面也实现了深度进化：它已从品牌部门用于塑造形象的“公关修辞”，升级为董事会与CFO办公室核心的管理工具。如今，ESG是供应链准入的硬性门槛（例如应对欧盟CBAM碳关税）、影响融资成本的关键变量，也是挂钩高管薪酬的核心绩效指标。它不再只是锦上添花的装饰，而真正成为了企业经营不可逾越的底线。 谈及ESG发展背后的关键驱动力，吕建中认为关键驱动力分内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之一是政策法规的推动以及对信息披露要求的强化。从近几年来ESG信息披露报告数量的逐年上升当中，可以印证这一点，今年国内上市公司披露量已经提升到47.5%。很多企业都采取了“以披带改”的ESG实施策略，通过披露，找出差距、实施改善，获得更好的表现，使得企业更加深入地推动ESG治理，以及治理框架下ESG表现和价值创造活动的效果。 外部因素之二是供应链上客户端对供应端的传导，即客户根据自身ESG战略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对供应商提出符合自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既定指标，其中有来自所在经营区域政策法规的要求，也有来自满足交易机构披露的要求，甚至有的是基于市场准入或贸易壁垒的要求。供应商须满足客户的这些要求才能保持住留在供应商名录终端基本条件。 而内部因素则来自企业增长与发展的诉求，部分企业看到在推动ESG的过程中，无论是为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还是为了满足绿色负责任生产的需求，都在此当中找到了很多创新的机会，继而给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使企业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差别化竞争力。 施涵说道：“站在2025年，行业最直观的感受是其面貌正从‘故事导向’转向‘数据驱动’，从‘柔性提倡’变为‘刚性约束’。”吕博士认为，ESG正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成为企业战略和经营管理当中不可或缺的决策要素、经营要素、管理要素。 相比前几年，ESG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在政策端，规则正从“软法”向“硬法”转变，具体表现为从“不披露就解释”逐步转向强制审计与法律问责。目前，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已全面生效，中国三大交易所的指引也实质落地，披露虚假碳数据不再仅仅是公关危机，而已明确成为法律风险。 其次在投资端，资金正从“泛滥”走向“精准”，其变化在于资金不再盲目涌向所有贴标ESG的资产，而是更聚焦于“转型金融”。当前投资人不再单纯依赖笼统的ESG评级，转而借助AI工具穿透底层数据，将资金重点投向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此举比单纯持有“纯绿”资产更具现实影响力。 一个事实是，ESG从2021年的“热情高涨”发展至今，已经有了许多“审视与反思”的声音，认为“ESG纯是成本中心”的观点不在少数。但施涵认为这并非行业的“退场”，而恰恰符合技术成熟度曲线的典型轨迹，他认为这场理性回归的“降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在企业层面，表现为双重实质性的内化。企业逐渐摆脱对评级机构的被动迎合，转而做减法，聚焦于那些既影响财务表现、又对社会环境发生实质性影响的核心议题。ESG从而从一项“面子工程”，转变为企业业务流程中有机融合的组成部分。 在资本层面，呈现为ESG因素的深度整合。尽管在美国等地，显性的“ESG标签”因政治压力而有所淡化，但气候风险、治理结构等核心ESG因子，实则更深刻、更隐蔽地被纳入了底层风控与估值模型之中。标签或许褪色，但其内核已深植于投资决策的基因。 在地缘层面，则经历了从合作语言到博弈工具的演化。早期的ESG曾是全球对话的共同语言，而发展至2025年，它已在部分领域异化为大国博弈与贸易竞争的工具。欧盟凭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责指令》（CSDDD）等高标准的法规构建绿色壁垒，中国则着力打造拥有自主话语权的ESG评价体系。 吕建中也指出，ESG正在从被动执行变为主动被纳入企业战略，并已经开始显现其能够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和创造企业价值的巨大潜力。例如伊利集团已经有了ESG货币化价值核算报告，今年伊利、腾讯、联想也成立了社会价值联盟等等。 这证明ESG回归到它最原始、最朴素的功能——作为一种精准的非财务信息披露系统和持久主义的风险管理框架，已深度融入企业的财务报表与战略决策流程，不再喧哗，但已不可或缺。 宏观趋势的变化，最终要落在企业的微观运营中承受考验。与前几年的高层“誓师”不同，2025年ESG的主战场已深入至机器轰鸣的车间、数据纷繁的财务系统与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之中。在这些看不见的角落里，ESG负责人正面临着更为具体、也更为棘手的现实挑战。 在当下，不少企业现在存在披露不透明、不持续的问题。过去，发布一份ESG报告更像是一场“作文比赛”，企业甚至可以委托咨询机构代笔，精选光鲜案例以塑造形象。但如今，随着ISSB准则和全球各司法辖区监管的收紧，ESG披露已成为一场严谨的“合规考试”。在此背景下，底层数据基础设施的薄弱便暴露无遗。 施涵在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的交流中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企业关键碳排放数据仍主要依赖人工归集与分散管理，常以车间层面的 Excel 表格保存，甚至部分仍依附于纸质能耗凭证。这种“手工作坊”式的数据管理，既难保准确性，更无法承受第三方审计的穿透性核查。 找不到战略指的是企业管理层找不到ESG与企业商业战略的结合点，把ESG与企业增长与发展分开考量，这样就很难把ESG做深、做实、做好；找不到方法指的是ESG治理不成体系，ESG实践没有体系；ESG的表现与运营管理、生产全过程管理、财务管理等割裂开；找不到价值则是对ESG所该给企业的综合价值认识不足，无法将ESG的投入与企业经营活动的改善、企业人性的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挂钩。 “我在《可持续商业战略与实践》这本书里写过，企业管理层对可持续商业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企业推进可持续商业的动力大小，进而决定了其商业模式的水平高低和运行能否获得最大的价值创造。很多时候并非ESG导向的可持续商业模式不能创造价值，而是组织架构设计的不合理、组织架构与战略不匹配，因而抑制了价值创造、价值链接、价值放大的可能性，”吕建中进一步分析道。 在具体执行层面，施涵认为ESG推行中最大的阻力，往往并非来自高瞻远瞩的董事会或执行力强的基层，而是源自背负着直接营收与成本压力的业务部门中层管理者。 背后的逻辑很清晰：当ESG负责人推动一项节能改造时，生产总监直观看到的，是产线停机的直接损失，是资本性投入带来的成本压力。在现有的绩效考核框架下，ESG的持久目标在短期内常与业务部门“降本、增效、保供”的核心KPI存在张力甚至冲突。 因此，适当的机制改革是必要的，将ESG指标科学拆解并量化，通过绩效考核的深度绑定，嵌入各业务部门负责人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中。只有当安全绩效直接影响工厂厂长的薪酬，当供应商的碳数据质量关联采购总监的奖金，ESG才能真正从“总部的要求”转化为“部门的要务”。 而要想打破这堵无形的墙，ESG从业者不应仅仅充当“合规审计员”，更需成为“价值翻译官”与“业务赋能者”。比如向采购部门证明采用某项绿色采购标准，可获得数百万的绿色信贷额度，降低财务成本；或向销售团队证明某份产品碳足迹认证是攻克高端客户、实现溢价销售的技术护照。当ESG能够为解决业务部门的实际痛点提供方案时，部门间的壁垒自然开始消融。 吕建中认为，当下企业要想做好ESG必须具备6项能力，一是系统性战略决策能力，把社会、环境及商业要素整合在一起进行战略决策；二是生态化的执行力，应对众多生态中与合作伙伴进行交叉链接的能力；三是变革管理能力，凭此科学推进企业ESG转型；四是话语体系和沟通能力，涉及与媒体、公众等主体沟通的能力；五是风险管控能力；六是社会化合作能力，具备撬动某个生态里可利用的资源，最低成本实现自身价值创造。 对于未来的ESG业务负责人，施涵认为他们既要能像财务官一样核算减排的经济账，也要能像业务主管一样，将ESG指标转化为具体的运营动作。最具前景的职业路径，或许并非终生固守ESG部门，而是带着跨界的专业能力流向业务核心，成为精通ESG的供应链总经理，或深谙可持续发展的CFO。 立足2025年，展望下一个五年，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ESG正在加速剥离其附加的道德光环，内化为冷峻的会计准则与刚性的法律合规要求。对于企业决策者而言，未来的游戏规则已从“谁的故事更动听”，完全转向“谁的数据更经得起鉴证”。 未来三年，ESG报告将加速完成从“公关宣传册”到“非财务绩效报表”的本质转变。随着ISSB准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采纳，以及中国本土披露规则的全面强化，ESG信息披露的强制化与法定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其深远影响远超出填报技术层面，本质上是企业风险定价与价值评估逻辑的根本性重塑。 最关键的变革将体现于“鉴证级别”的全面提升。当前，多数企业的ESG报告仅需接受“有限鉴证”，而未来三年，监管将强力推动其向“合理鉴证”标准过渡。这意味着，企业的碳排放、供应链社会影响等关键数据，必须像财务数据一样，拥有可追溯、可验证的完整证据链与内控体系支撑。 这对企业治理而言是一场地震：首席财务官（CFO）及其领导的财务部门，将日益成为ESG数据治理的核心。因为在资本市场的估值模型中，碳负债与财务负债，已成为并重的风险因子。 而未来三年，国内各财产的ESG进程将剧烈分化。“我的研判是：承受最大外部合规压力且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将被迫率先完成蜕变，”施涵分析道。 压力最为迫切的，是动力电池与新能源汽车财产链：欧盟《新电池法》构建的“数字产品护照”体系，实质是一道基于碳足迹的绿色贸易壁垒。对于行业龙头及其上下游而言，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精准核算与管理，已非环保倡议，而是维系市场准入资格的“生存许可证”。 紧随其后的是纺织服装与消费电子制造业：在Apple、Nike等全球品牌商的严苛要求下，其中国供应商在劳工权益、环境管理等方面的实践已远超本土法规基线。留在这张全球供应网络中的代价，是必须在社会与环境绩效上持续达到国际领先标准。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互联网科技行业：2025年后AI算力的指数级增长，使其巨大能耗与潜在的数据伦理风险，构成了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悖论。科技巨头将不得不在商业野心与ESG承诺之间寻求艰难平衡，这反而可能催生革命性的绿色计算与合规科技解决方案。 从E、S、G三大维度分开来看，施涵认为过去几年盛行的“碳隧道视野”——即过度聚焦碳排放而忽视其他重大议题——正被完全打破。ESG议题将呈现出“多维并进、深度下沉”的复杂图景： 在环境（E）维度，关注范围正向“自然资本”全面扩展。继TCFD之后，TNFD框架正成为新的监管前沿。企业的环境责任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碳管理”，而将拓展至对水安全、生物多样性等更广泛自然资本的影响评估与披露。这对农业、食品饮料、矿业及基础设施等行业构成了系统性挑战。 在社会（S）维度，责任正沿着供应链向源头强制下沉。随着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责指令》等法规落地，企业必须对其全球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人权侵犯与环境破坏履行尽职调查并承担责任。“供应链可追溯性”与“风险补救能力”将成为衡量社会绩效的刚性标尺。 在治理（G）维度，焦点日益集中在“董事会专业胜任力”与“科技伦理”上。投资者会直接发问：董事会中是否有真正理解气候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的成员？当AI深度介入公司决策，企业如何有效治理算法偏见、数据安全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内涵，正从形式上的结构合规，转向实质性的战略领导力。 与此同时，AI正在将ESG管理从依赖定性描述推入基于定量证据的决策科学时代。施涵认为，持久困扰行业的ESG数据滞后、割裂与可信度低的问题——即所谓“数据泥潭”，有望在未来三年内被技术力量系统性重塑。随着AI与物联网、区块链的融合，一种“实时、可验证”的ESG管理新范式正在形成。 在这一范式下，智能传感器自动捕获能耗与排放数据，区块链技术确保供应链信息不可篡改，而AI模型能够实时模拟气候风险对资产组合的潜在冲击。这不仅意味着传统手工填报方式的终结，更代表着企业首次真正获得“预测性风险管理”的能力——从被动的事后披露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与风险缓释。 AI本身也能成为识别与抑制“漂绿”行为的关键工具。监管机构与市场参与者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可对海量公开信息进行毫秒级扫描，精准识别企业言行之间的不一致与披露漏洞。在技术构成的监测体系下，任何停留在文本层面的粉饰都难以隐匿。 作为2025可持续品牌典范榜单的评委，施涵分享了自己审视一家企业ESG实践的衡量标准——最核心的衡量标尺在于两点：“重要性”与“商业模式的内化程度”。 一家能源巨头捐助再多，也难以抵消其主营模式的气候影响；反之，一家制造企业若能通过工艺革新将产品碳足迹降低15%，其价值远胜于任何边缘的慈善行为。 简而言之，真正卓越的ESG实践，其价值不应封存于报告，而应深刻烙印在企业的商业模式之中，并最终体现在稳健的财务回报与持久估值上。未来属于那些能够将社会与环境挑战转化为商业机遇，并在解决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构建起持久竞争优势的企业。 而吕建中则认为，要想衡量一家企业的ESG表现第一要看公开的案例有没有反映出高管的确在引领公司战略向可持续方向发展；第二，要看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健全；第三，要看是否有非常清晰的实质性议题的矩阵，以及实质性议题有没有融入企业战略和业务当中去；第四，要看是否创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统一的价值；此外，我还会非常关注企业在实施ESG的过程中有没有创新，比如新的产品、新的解决方案，新的商业模式；有没有因此发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创新是否具有规模复制的潜力，创新火哦的那个中是否引入了生态伙伴的参与，即企业是否形成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商业-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