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开箱前，生活分享博主苏打熟练地打开手机录像。先给快递箱和面单一个特写，随后取出租来的VR眼镜，将主机、手柄、充电线一一摆好，逐个在镜头前缓慢旋转，仔细检查是否有划痕或磕碰，最后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才开始使用。 这套流程并非新品测评，而是为了“自保”，避免归还后发生纠纷。自去年10月偶然测验考试“以租代买”后，苏打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的租赁清单从相机、拍照手机，逐渐扩展到无人机、VR眼镜、美容仪乃至家居用品。“花几元、十几元租金，就能用上几千元的商品。”她发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不用买，而是靠“租”来实现。 和苏打有着同样感受的年轻人，正推动一股“以租代买”的新消费浪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租赁经济交易规模突破4.2万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用户超7.5亿人次。其中，30岁以下用户占比超六成，“00后”用户订单同比暴涨两倍。 “租赁的便利是通过信用免押实现的。”苏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拍摄拆箱视频虽能规避“提灯定损”的风险，但她也不免担忧，个人数据与隐私是否也一同被“租”了出去。 她试着搜索了几个租赁平台，发现最便宜的一家，算上活动补贴，租用三天仅需9.9元。“瞬间打消了决策焦虑。”苏打说，原本购买一台三千多元的设备，她会担心使用频率低，最终闲置家中。即便转卖二手，也有折价损失，何况电子产品迭代飞快，“可能东西还没坏，我自己就先不喜欢了”。而租一台，只需几元钱，还能信用免押，“为什么不试试”？ 三年前，27岁的苏打从深圳大厂离职回到山东老家，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她算了一笔账，一年出游三次，随用随租，即便没有折扣，总花费也不到百元，相当于直接购买的三十分之一。“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体验，而不必拥有那件物品。” “年轻群体追求性价比的新消费观，促进了租赁市场的快速发展。”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刘诗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年轻人不受“买不起才租”等传统消费观念的束缚，也不认为租用高端产品是虚荣。他们的消费更趋理性，有意识地衡量购买行为带来的实际价值，消费逻辑正从“占有所有权”向“共享使用权”转变。 而“以租代买”的方式降低了消费门槛，将高价商品变得触手可及。视频博主“叫我学长”、追目相机租赁创始人安壮对此深有体会。他从大二开始创业，开过摄影工作室，也做过自媒体。2020年，他通过在线上开售摄影课积累了第一批社群粉丝，并顺势开始测验考试售卖相机，赚到了第一桶金。当时，他以博主身份做了一场小范围调研，发现跨越半数没有相机的人存在真实使用需求，只是碍于“性价比不高”而未能入手。 2024年，安壮正式投入200万元启动租赁业务。凭借原有的社群基础，他的生意起步即“爆单”，持久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去年开通直播引流后，新客占比逐渐跨越老粉。到2025年初，相机租赁业务面向散客的每周租金收入已超百万元，而投入的相机等固定资产总值也已跨越千万元。 安壮做过统计，他的客户年龄覆盖18至35岁，平均年龄29岁，以女性为主，许多男性客户也是为陪伴女友而来。她们大多热爱记录与分享生活，对相机的核心诉求明确：“出片”和“好上手”。 年轻人无疑是这股新消费浪潮的绝对主力。支付宝数字开放平台的数据显示，2023年，年轻用户租赁消费总额同比增长50％，其中25—35岁用户贡献了70％的订单量。截至2025年4月，芝麻租赁频道月交易用户中，“90后”占比高达83％，“00后”群体月平均交易订单数同比激增200％。 这些年轻消费者更强调即时体验。安壮去年将首家线下店开在了济南大明湖景区附近，一楼租赁、二楼咖啡，很快成为网红打卡点。来这里租相机的绝大部分用户都是为了本地旅行，24小时内租还的订单占比跨越八成。 在“闪购”“秒送”的消费风潮下，相机租赁的及时性要求也在提升。安壮也发现，线上用户的需求正快速向“次日达”演进。为此，他与合伙人计划在2026年开设二三十家门店，以更好地服务本地及周边需求。“这门生意的核心是周转率。”安壮算过一笔账：每台相机每月若能出租3次、稳定服务至少9天，年化收益率就能达到30％左右。若线下店周转效率高，其成本结构甚至可能优于线上。 而提高周转率的关键，在于精准对接碎片化、场景化的消费需求。年轻人对灵活性与体验感的追求，正推动租赁消费向超短期、定制化场景深度渗透。安壮举例，根据用户拍摄vlog、看演唱会、探店或打卡等不同场景，他会推荐相应设备，如对文艺向的旅行者，他会推荐富士X100V或理光Gr3，对探店博主推荐大疆Pocket 3或Action 5，而对演唱会观众，则会推荐佳能PowerShot Sx740这类长焦相机。 安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门生意受到天气、节日、演唱会排期，甚至网络热点变化的影响，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深度捆绑，也因其兴趣变化而瞬息万变。 年轻群体对拍摄体验的极致追求，也催生了“不断尝新”的消费现象。安壮观察到，过去一年最受欢迎的器材类型几乎随着社交平台的风向每月变化。最近流行的是2010年上市的佳能G12相机，这款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未必稳定，画质也可能不如老单反，但那种独特的港风怀旧质感，正是当下很多年轻人追求的。很多客户为了看演唱会“出片”，甚至会提前半个月就来预订。 “热门机型不一定是品牌新款，而是看什么在社交平台上火。”安壮回忆，佳能G12的发售价约1800元，几年前二手价仅三四百元，如今已被炒至4500多元。他有近300台库存，仍然供不应求。“租赁不会替代购买，但它已经在深刻影响消费了。”他说。 苏打盘点了自己近四个月租用的物品清单，发现随着测验考试增多，租赁正变得越来越轻量化、生活化。社交平台上，“以租代买”话题下的分享更是五花八门：有人租游戏机，有人租空调和露营装备，甚至还有人测验考试租赁宠物。 年轻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催生出多元租赁场景的爆发式增长。2025年《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显示，租赁品类已从3C数码扩展至潮玩手办、户外装备等跨越200个细分领域。调查显示，“85后”“90后”父母中，43％倾向于租赁婴儿车、安全座椅等高频使用但使用周期短的产品。而在潮玩领域，LABUBU等IP盲盒租赁成为Z世代新宠，已有服务商在支付宝推出相关衍生品租赁，日均租金不足10元。 “信用体系成为关键推手。”全品类信用免押租赁平台“零零享”创始人王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以前，他在合肥从事电脑设备租赁生意，常遇到创业者提出少量、短期的租赁需求。这与面向企业的大批量、持久租赁模式不同，考虑到收益与风险，双方很难成交。即便签单，用户也需支付高额押金，不符合其利益诉求，导致客户流失。当时他便计划引入“信用免押”，从而让租赁像电商购物一样灵活。 2020年，线下交易受环境影响，王亮决心全面转向线上，面向全国开展业务。通过将产品价格、型号、颜色等信息标准化，并明确定损标准，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把租赁流程变得像淘宝购物一样便利。而面向陌生客群，为解决信用问题，他专门接入了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免押机制。 前述白皮书披露，信用免押模式通过动态信用评估，将租赁用户准入门槛降低70％。这直接推动了租赁的普及：学生党凭信用分租用专业相机拍毕业照，运动爱好者出游免押金获取运动装备，科技爱好者零押金尝鲜万元设备。 “不只是可租赁的品类在激增，同一产品所覆盖的人群也越来越丰富。”王亮观察到，平台建成后，入驻的传统租赁企业也释放出了新的消费潜力。以电动车为例，其租户最初以流动性高的外卖骑手为主，很快拓展到新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在南京、杭州等旅游城市，短租电动车也成为游客青睐的出行方式。如今，电动车的租赁需求已经渗透到了城市白领通勤领域。 刘诗濛分析，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发展降低了租赁服务成本，而消费品快速迭代又推高了购买成本。两者共同作用下，可租赁的商品会越来越多，逐步接近“万物皆可租”的状态。 “持久租赁的本质就是购买服务。”王亮总结，“以租代买”并不只是满足了即时需求，持久租赁相当于颠覆了传统的“一锤子买卖”逻辑，商家为持续获益，便必须转向全周期服务。尤其是面向企业端的批量租赁，出于成本控制考虑，高性价比与更完善的售后保障，很可能挤压掉大品牌的溢价空间。 最近一年，在王亮的受访商户中，多出不少原来只售不租的品牌。以电动车为例，卖一辆车能赚几百元，但租赁模式下，每月收取两三百元租金，一年即可回本，且车辆所有权仍归商家。“更重要的是，所有生意都讲究留存、转化与复购，租赁天然带来了持续的用户关系。” “市场正向买方倾斜，商家反而成了需要更努力的一方。”刘诗濛提醒，在新的租赁关系中，资产在消费者手中，商家必须通过更好的服务来维护资产安全和用户关系。而如何确保用户信用，则对平台、商家和用户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事实上，安壮对相机租赁的风控从用户下单前就开始了。员工都经过专门培训，如果客户要求租用的相机型号与场景不匹配，客服会立刻发觉异常，而后进一步要求对方提供机票、酒店订单等佐证。“骗子往往不懂产品，也编不圆谎话的逻辑。”安壮说。对于拒绝配合验证，又无法通过信用免押的用户，唯一的选择是支付与商品市价等同的全额押金。 即便层层过滤，欺诈仍难绝对避免。骗子有更复杂的套路：他们会诱骗中间人代为下单，再将设备骗走倒卖。安壮坦言，一旦发生这类情况，起诉是百分之百胜诉，但执行时，大约有一半的损失最终会成为经营成本。 “只要使用信用免押下单，用户基本就没有隐私了。”一位做3C电子产品租赁的商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信用系统授权的信息，如果发现用户存在征信问题，为保护财产安全，他会直接终止交易。 王亮为解决平台信用与安全问题，专门在杭州成立了分公司。从去年开始，他陆续招募了算法与风控专家，独立搭建模型，以实现核心算法与风控系统的自主可控。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王亮坦言，为吸引用户，租赁平台提供了信用免押、小伤免赔、平台承担后续纠纷等服务，就像零售电商的“7天无理由退货”，都是为了降低用户的下单门槛。但目前相关法规还不完善，租赁平台的信用覆盖广度和履约管理机制要如何设立，都在探索中。 “信用风险问题在低价租赁中会更为凸显。”刘诗濛分析，当商品价值仅几十元时，用户违约的心理门槛显著降低。这时，平台方在前期通过信用体系筛选用户之余，还要设立黑名单、限制违约者再次享受免押服务等规则。 在王亮看来，真正的新租赁消费平台还应包括“用户对用户”业务。届时，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开设店铺，发布闲置物品进行出租。这不仅能盘活家庭闲置资源，还能激活本地化需求，比如同小区的人可能正好需要你家的设备。 当然，挑战显而易见。允许个人用户之间直接交易的平台上，纠纷与监管难题已有目共睹。刘诗濛相信，随着租赁消费群体的扩大，信用体系的完善和标准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将是必然趋势。在他看来，这从来不是技术难题，而是隐私边界的伦理问题。“信用体系到底要完善到什么程度，尚无定论，问题是：完善后的体系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真的能接受吗？”